香港中共

江關生：《中共在香港──上卷 (1921-1949) 》 (香港：天地圖書，2011年)，470頁，港幣120元。

江關生，港大中文系畢業，曾任記者，六四後改行從事錄影製作。

「中共在香港」是個大題目，作者所以發心寫這本鉅著，緣於讀過幾本書：龍應台的《大江大海》、司徒華的《三言堂文集》，以及戴晴的《在如來佛掌中──張東蓀和他的時代》。作者大約從2009年底起利用工餘時間寫這書，洋洋灑灑數十萬言，不到兩年書已出版，可見他用力甚勤。

全書分五章，分別是1921-1927，1927-1937, 1937-1945, 1945-1949, 每個年份都是歷史的重大轉折，第五章則專章論1948-1949北上共商國事的名流。附錄九篇，除了一篇是方便讀者的地支代月代時表，以及一篇作者謙稱為「私貨」的記者生涯雜憶外，都是書評以及記人的文章。

我大多在深宵時分讀此書，昨晚掩卷時已是凌晨三時，好書總是教人不忍釋手的。這書是好書，優點有幾個：

第一，取材豐富：作者在自序交代了資料來源，包括中共原始文件、中共領導人著作，當事人日記，回憶錄，年譜，傳記，解密檔案，專著論文，英文著作及台灣史著。作者發掘到的材料，不少是無心插柳所得，漫卷詩書而能有喜欲狂的感覺，就是能發前人之所未發，此所以作者應該是愈寫愈起勁。似乎作者較少利用本地舊報刊，也少見英國外交部檔案。但坦白從寬，我是外行，不知道這些東西有沒有用處。作者也坦言很少走訪當事人，理由有五：已不是記者，師出無名；受訪者未必肯講真話；恐怕被批評者扣帽子說為何找這人/不找這人；素未謀面而仍可做到余英時研究陳寅恪被陳氏評為「作者知我」的最高境界；白天有正職，沒有時間。（牢騷案：此五點我深有所感，我也有些業餘考據癖，無名小卒搞研究，其中甘苦不足為外人道，例如我有一個小研究是涉及20年代的民生書院，其中包括黃麗松校長及其尊翁，但我不敢打擾老校長，也無名份去訪問他。)

第二，考據詳贍：作者完全發揮了記者的核證工夫，不輕信材料，遇有矛盾牴牾處，會詳加考訂，即使當事人自己說的、檔案白紙黑字寫的、官方黨史講的，也不輕信。例如董建華愛國，其尊翁董浩雲也愛國，愛的卻是中華民國，但即使是中文大學出版的《董浩雲日記》，其序文對董氏的政治立場竟有所隱諱，而1964年這一年董氏與台灣關係至為重要的日記居然沒有出版，編者亦無說明原委，惹人疑竇。作者用上「曲學阿世」、「為尊者諱」等字眼來評論。

我讀這書前讀過陸恭蕙的《地下陣線》http://laosao.wordpress.com/2011/06/02/%E5%9C%B0%E4%B8%8B%E9%99%A3%E7%B7%9A/，雖然陸書得到本地政論家如程翔、秦家驄、顧汝德、褚簡寧等讚賞，但江關生卻狠批此書，指出若干史實錯誤，並指出出錯原因在誤信二手材料，以及缺乏中文原始材料。陸書本是港大出的英文版，作者的中文水平恐怕遠不如江關生，運用中文材料的純熟程度恐亦有不逮，相反，江氏註釋齊全，可供覆核，我認為較可信。不過，陸書的優點不容抹殺，我已在另文講過，不贅。

quotable quotes:

江關生提到程介明，順帶提到教育改革：
「大概教育局養的人太多，沒事要找事幹。管、卡、壓。該管的不管，不該管的去管，害得老師俗務纏身、疲於奔命，無法專心一意地教好書，學生成為任人擺弄的白老鼠。……近日偶爾看到程在內地刊物《上海教育》撰寫長文〈香港教改十年〉（2007年第13期），對他本人當年有份策動的教育改革基本上是持正面肯定態度，對社會上的怨聲載道則少提……」（頁333-334）
牢騷案：阿們！阿們！阿們！阿們！阿們！阿們！阿們！（要唱一次七疊阿們以示認同。）

「『自由民主的中國』將是這樣一個國家，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、平等、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，並向選舉它們的人民負責。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，林肯的民有、民治、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。」（頁310)
牢騷案：這不是反黨的自由派知識份子說的，而是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澤東1945年在重慶對路透社記者講的！現在，這個自由民主的中國出現了，不過，讓我仿擬周恩來回答有人問中國有沒有妓女時說的一句話：中國有自由民主，在台灣。

讀這書時的感覺很沉重，當日滿腔熱誠離家出走投奔延安的香港愛國青少年，不少日後在共產黨手下成為被迫害鬥爭的對像。「他們含冤受屈的種種荒誕情節，是任何富有創作力的作家都難以想像的。」（頁314 )偉大的、正確的、光榮的中國共產黨才是五十年不變的，香港要進行愛國教育的話，就要認清這個硬道理。

江關生在文中沒有轉彎抺角，批評有時是相當嚴厲的，例如批評葉國華廢(口翕)（他沒有用這詞語，但本質相同），漢書稱讚史遷有良史之材，「服其善序事理，辨而不華，質而不俚，其文直，其事核，不虛美，不隱惡，故謂之實錄」，江書庶幾近之，我要向他致敬！